作者/王松平
何景明（1483年—1521年），字仲默，号大复山人，又号白坡，生于信阳，祖籍罗田北丰河覆船山。祖墓尚在罗田，其孙何洛文，曾来罗田祭祖，并有“祭罗田祖墓文”存世。那么，何氏又是何时为何要迁移到河南信阳呢？这在何景明自撰的《封征仕郎中书舍人先考梅溪公行状》中有答案：何氏祖先本是湖北人，早年在罗田做官，便定居在罗田。到元代末年，即将灭亡的蒙元王朝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，加大对汉人的压迫和剥削，大肆屠杀汉人，以致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，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，爆发了全国性的抗元战争。而这些战争也给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，导致不少人背井离乡，逃往他处。
▲何景明画像
元至正十一年（1351年）春，何景明高祖何太山，为躲避战乱和兵役，不顾年近花甲的高龄，带着4个儿子、儿媳，共10余人，从罗田移居光州，先在鄂豫交界处的武胜关附近大深山里，临时住了一段日子，后定居在距今河南省信阳市东北90里的梅黄乡，在那里另辟基业。因对官场的厌倦与忧患，何太山毅然决定彻底脱离仕宦生活，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乡村农夫。是年秋季里的一天，有红巾军将领率兵至梅黄一带招兵，在招兵处插了红白两杆旗，言道：愿为军者，站在红旗下，愿为民者，站在白旗下。何太山毫不犹豫，拉着儿子们站在白旗下，立誓以务农为本。但不久之后，一是人地生疏，田产缺少，二是人各有志，儿孙中发生了一些变化，身材高大，且力大无穷的长子隆一，不甘农夫生活的平凡与寂寞，决意要去当兵，告别家人时，他对父母及弟弟、弟媳们说：“我此行从军，不知是祸是福，但我不想连累这个家，不想连累父母和你们的子孙后代，我们的关系从此便算是断绝了。”隆一说到做到，一去不知所踪。接着隆三、隆四留恋祖上田产，返回了罗田，只有次子隆二，名海，最为孝顺，愿意留在父母身边，以农为生，照料和赡养父母。
何海18岁时娶妻刘氏，生了3个儿子，长子和幼子多病先后夭亡，幸次子何鉴(何景明爷爷)不仅身强力壮，而且勤奋好学，精通阴阳典术，推算准确，远近闻名。最终打破了太山公不为官的祖训，到信阳县衙做了阴阳学典史。
何鉴为人仗义，很结人缘，他有5个儿子，依次起名为仁、义、礼、信、本，以明心志。同时，他从小就非常重视对孩子们的培养和教育，但10个指头有长有短，5个儿子中，唯有4子何信（何景明父亲）读书最为聪慧，名列前茅。何信生于明英宗正统八年（1443年），自幼爱好古诗词，20岁时与好友王宪等人结为诗社，常赋诗于浉河之上。他对梅花亦情有独钟，不仅写有数首赞美梅花的诗词，而且在住宅旁边的小溪附近栽了许多梅树，自称“梅溪居士”。30岁时，在地方很有名气，当时河南布政使（主管一省人事和财务）点名要他当高参（幕僚）。后在布政使的推荐下，被朝廷任命为甘肃会宁县和陕西临洮府渭源县驿丞(今均属甘肃)。
何信原配卢氏，生2子1女，即景韶、景晹、景雨；继配李氏，又生2子1女，分别为景晖、景明、景晴。何信官虽不大，但从他这一代起，何氏家族又开始成了书香门第，走上了仕途，这对何景明兄弟几人的成长以至成名，无疑有很大的关系。长子景韶官至巴陵(今湖南岳阳)县令、山东东昌府通判、光禄寺少卿；次子景晹历任陕西汉中俯汉阳县知县，候选知府；三子景晖，弘治十四年(1501年)举人，授河南省教谕。四子景明原配张氏，无生养；继配王氏，生3子2女。长子名夫，次子名立，三子名登。何信公的4个儿子中，景明这一门最为兴旺发达。何夫，举人，任辽东远左经历；何立，嘉靖二十二年（1543年）举人，历任安徽怀远县知县、德安府（今湖北安陆）同知，诰赠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；何登，进士，任河北保定府知府。何景明做官之后，何信被御赐为“征仕郎中书舍人”，著有《梅溪集》存世。
何景明生于明成化十九年(1483年)农历八月初六。因其母李氏夫人怀孕时，梦见太阳落入怀中，所以其父信公起名叫景明，即日光明亮的意思。这年何景明长兄景韶已经22岁了，三年后，何景明刚满4岁，长兄已是一举及第，二哥景晹也学有小成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何景明深受琅琅书声的影响，激励了上进心，所以从小便能埋头于诗书之中。
▲何景明像
据《何景明简论》《何景明评传》《何景明传》一文二书载：何景明自幼聪敏，6岁时可以对对联，8岁时可以写诗文，读书理解能力和记忆力都非常强，被当地人称为“神童”。俗话说：爹奶疼的头孙子，父母爱的断肠儿，父亲信公最偏爱的即是景明，为了让景明出去见见世面，历练一番，在景明11岁时，便将他带到了临洮渭源县驿站。当时临洮太守叫李默庵，对热衷于读书的少年特别钟爱，他见何景明聪明好学，让何景明与自己的儿子汝佐一起读书。在这里何景明重温了以前和长兄学过的“五经”“四书”，增读了《春秋》，长了很多知识，三年后，父亲告老还乡，何景明跟随父亲回到了家中，大哥景韶便悉心教他学习《尚书》，仅9个月他就可以讲解。恰此时沁水御史李瀚巡按汝宁，调试信阳诸生，当读了何景明的卷子之后大称“奇才”，并特意到何景明家中看何景明，一时何景明名声远播。弘治十一年(1498年)秋天，何景明和二哥景晹双双参加了本省乡试，双双中举，而且名列第三名，排在二哥景晹之前，时年16岁，更是轰动四方。弘治十五年(1502年)，何景明20岁，又以优异成绩考中了进士，留京都候职。明朝的京都已于1421年，由明成祖朱棣从南京迁至北京。按常规和凭何景明的才华，应为庶吉士，但因他生性耿直，不愿走动，没有成为庶吉士。庶吉士，是中国明、清两朝时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。由科举进士中选择有潜质者担任，目的是让他们可以先在翰林院内学习，之后再授各种官职。情况有如今天的见习生或博士后。一时未安排职务的何景明只好听从父母安排，请假回家与张氏完婚。次年携张夫人至京都任职，被授为中书舍人。中书舍人，为起草诏令之职，参与机密，由文笔好者、有德者任之，属从七品。在这一年前后，何景明结识了当时以诗文著名于世的李梦阳、徐祯卿、边贡、康海、王九思、王廷相等人，他们话语投机，观点一致，成为好友，后被称为“前七子”。成为当时文坛领袖之一。
何景明入仕这个时期，正是宦官刘瑾当权之时，这刘瑾原本是一个一般的小太监，因进献飞禽走兽，讨得武宗的欢心，得以数次升迁，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，大权在握，被称为“八虎”之首。因当时武宗只有15岁，又贪玩，皇上如同虚设，下官只知有刘瑾而不知有皇上。一班朝廷大臣，不论是新官上任，还是几朝元老，大都噤若寒蝉。面对刘瑾飞扬跋扈，专权独断，拉拢同党，陷害忠良，行贿受贿，买官卖官，朝政腐败等等现象，初入仕途的何景明很是看不过眼。他以天下为己任，从国家命运着想、利益为重，出使云南一回京都，就以大无畏的精神，挺身而出，一边与刘瑾等人对抗，一边上书太宰许进，劝其秉公执法，不要受刘瑾干扰，且语言激烈。但以他尚浅的资历和低微的官职，他的言语不仅没有受到许进重视，反而受到打击。一气之下，称病归家，专事著述。然而忌恨何景明的刘瑾，岂肯放过何景明，想方设法在小皇帝面前说何景明的坏话，将何景明免除了官职。直到正德五年（1510年）八月，刘瑾因谋反被诛，在阁老李东阳的极力推荐下，何景明才官复原职，仍授以中书舍人之职，外加一个直内阁制敕房经筵官，一月三次为皇帝和大臣讲儒家经典。
▲何景明作品
正德十二年（1517年），做了14年中书舍人的何景明，终于略有升迁，任吏部验封司员外郎，从六品，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兼人事部，长官为吏部尚书。下设四司：文选清史司、验封司、稽勋司和考功司。验封司掌封爵、世职、恩萌、难萌、请封、捐封等事务。也很有实权。由于何景明办事公道，口碑非常好，皇上一高兴，第二年，又将他升为陕西提学副使(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主抓公安、教育的副省长)，官至四品。此时何景明36岁。上任三年中，何景明勤于本职工作，深受地方拥爱，政绩斐然。归纳起来，他主要做了三件大事。其一、选拔人才，关心生员。何景明到陕西之后，首先办的事就是选拔人才，为国家寻找可以造就的栋梁。当时，陕西北边靠近胡地，经常有胡人出没，抢掠杀人，所以北边几个县的道路为险路。前诸任提学，害怕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，一般都不直接去那里，而采用“调试”的方法，让学生们集中到内地考试。何景明则不顾个人安危，毅然亲自到各县主持考试，了解办学情况。 当他去商州巡学时，见商州学府地方极窄狭，旁边有王母祠和某达官贵人的家庙。商州地方百姓对王母祠十分相信，认为它很灵验，所以长期以来，烟火旺盛；而达官的家庙，更没人敢动它，因此学府就得不到改造，只能处在狭小的范围内。何景明找来太守，并说服达官贵人和地方百姓，将祠庙拆除了。几经奔波之后，何景明通过面试，把各州省的俊秀人才都选拔上来，集中在书院之内，亲自督管教育。他对这些学生们都寄予厚望，对他们的学业，人品及生活方面关怀备至。一旦有学生因家贫而无法学习，他就从自己腰包里掏钱给他们，好让这些学生安心学习，早日成才，可谓用心良苦。《陕西通志》载，当大考之时，需要大批经费开支。而上方则下文要减少经费数额，以节约开支。何景明不理那一套，回信说：“国家正值少人之际，求贤若渴，并不在乎因求贤而花几个钱。你这种看法是俗吏之见。”回信之后，不待指示，依旧按原方案行事，不减少必要的开支。其二、教学重实用，重经世之术。注重学习的实用价值，学到治国之术，这是何景明一贯的主张，也是他培养学生的根本目的。在他的论文《内篇》中，提出了“治在教”的观点。他将古今老师分为四个等级，即上古的启发道德之师为第一等；其次是汉代的经师，以作训诂为主；第三是唐宋以来的诗文之师，专以“辩体裁，绳格律，审音响”为务；最次的是当代的举业之师。为改变这种状况，何景明在提学期间，身体力行，教导学生以治世为务，学点真东西。其教学程序为：学生以读经书为根本，还要学习有关儒家关于性理的书籍和史书，在读完这些必修课程之时，还要读名家诗文，以了解文学的演变过程。这样可以事半功倍，学有贯通。其三、嫉恶如仇，惩治贪腐。凡有作恶者，无论什么背景，不讲情面，依法惩治。朝臣廖鹏的弟弟廖鸾，镇守关中，廖鹏本是一个沽名钓誉、逢迎拍马之人，其弟更是仗势欺人，横行一方，当地百姓敢怒不敢言。有一次，何景明外出，正遇上廖鸾手下放马吃一个老农的庄稼，老农与之讲理，受到鞭击。何景明一怒之下，将廖鸾手下捆绑起来，鞭打之后，再进行教育。这几个欺人惯了的恶史，哪受过这等待遇？心中不平，向主人廖鸾告了一状。廖鸾听说是何景明，不敢替手下出头，因他哥哥比他的官大，受何景明指责、数落，都忍气吞声，何况他呢？不仅此事不了了之，而且从此他们一个个收敛了行为，不敢胡作非为。辖地有个知府，自恃为地方行政长官，而且是老资格，不把何景明看在眼里，不听何景明指派，与何景明不予合作。何景明去见他，对他说：“君子应该正正当当地做人，难道你想像别的庸俗官吏一样吗？”言下之意，那些目无长官，以势凌人的官吏都不是君子，而是俗吏。这位知府听到这话以后，十分惭愧，改悔认错了。但也正是因为何景明这种务实精神，这样长年操劳，东西奔波，而殃及身体。正德十六年（1521年）农历二月，终因积劳成疾，突然吐血，可他仍然恪尽职守。到五月底，病情越来越重，实在坚持不住，这才不得不告病归家。关于何景明在关中的这一事迹，在《世宗实录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何景明于六月初离开任上时，关中学生及同事等都不忍作别。从陕西到河南信阳，何景明整整走了两个来月，因病情太重，旅途劳累，再加上天气酷热，回到家中的第6天之后（八月初九），他就病逝了。年仅39岁。 呜呼！好人天不使得好报。消息传到陕西，学子们一个个如丧考妣，无不跪地嚎啕，斥骂天不假年！
何景明一生为官廉洁，真正是做到了“一肩明月，两袖清风。”他奉命出使云南一年有余，地方官吏都非常尊重他，纷纷给他送金银财宝以及象牙、犀角，他都一一拒之。有一个小偷以为这位朝官很富有，便在深夜里偷走了何景明的全部行李。结果打开一看，除了几件衣服外，就是60多卷书，顿时大失所望，叹口气，丢下行李走了。《明史》和《中顺大夫陕西提学副使何大复先生行状》中均记载：“富贵功名不齿诸口，平生手不持一钱。读书必至夜分以为常，与人讲论终日不倦。安贫乐道，不念家产。居官勤事，以禄自守，复丝毫弗苟受，然又好予。卒后，阅囊中，仅余三十金。”古人有言，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。”而何景明为官前后十九年，四品提学做了三年多，死后手中只有三十金，由此可想见他的为人了。何景明对金钱、势位从来不屑一争，惟愿做到不违天理，问心无愧。临终之日，其妻王氏说：“你虽居官，却十分贫寒，儿女又小，倘若你有什么不幸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何景明说：“若无多患，第不昧天理足矣！”意思是：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只要我没有昧天理行事，我这一生就没有遗憾了。至诚至理，令人动容。何景明与李梦阳是文友，李梦阳先后三次得罪权贵，招来杀身之祸，被罢官下狱。许多人避而远之，而何景明每次都挺身相救，据理力争，奔走呼吁，使李梦阳得救。时人皆称之为“赤心朋友”。武宗当时年龄不大，昏庸得不行，收畜义子，宠用番僧，与边军同出入，有时十天半月不上朝，给权臣以可乘之机。何景明非常着急，他认为只有向皇上进忠直言，才能切中时弊，让国家长治久安。正要寻找机会时，不巧乾清宫发生火灾，武宗认为这是天意，不可避免。何景明则借此机会，递上了《陈言治安疏》，在奏疏中不仅直斥朝政腐败，还直斥皇上四大错误：“义子不当蓄；边军不当留；番僧不当宠；宦官不当任。”一时震动朝野。万幸的是，奏疏送到皇上手里之后，不知什么原因，皇上竟然破天荒没有降罪于何景明。为此，何景明也被众人称之为有“节臣之气，国士之风。”这个时候，一些正直之士慕其大义而浩气，主动与之结交，趋利小人，见他直言而不获罪，对他畏惧三分，从而也想与他亲近，所以何景明的威望日益提高，誉传全国。有个叫钱宁的人，就是小人中的代表，他想结交何景明，找出祖传的一幅古画，请何景明为之题诗，借以自重。何景明说：“这是价值连城的名画，让我在上面乱写乱画，岂不是玷污了它吗？”尽管如此，钱宁还是坚持题写。画放在何景明处近一年，何景明也没有写半个字，钱宁只得灰溜溜地取走了。有一年，师御史客死京城官邸，因他秉公执法，得罪了一些人，昔日与之往来的所谓朋友，也是人走茶凉，无人为之安葬。何景明见了，联络几位京师友人，拿钱买棺木寿衣，为师御史操办丧事。像上述之类的事，还有许许多多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明朝前期，文坛盛行以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“三杨”为代表的“台阁体”，其诗歌主要描写上层官僚生活内容，应制、唱和之作非常多，思想情感“雅正平和”，有浓厚的道学气，体现了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。但是，台阁体内容空泛，文气萎靡，缺乏对自我真情实感的表达，也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关怀，更缺乏艺术创造的热情，如果照此发展，将会把文学引向绝境。针对这种苟且平庸的文风，何景明中进士入京之后，便与李梦阳等六人一起，合力倡导改革文风，以“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”相号召，反对台阁体，天下文士纷纷响应，遂成为明代文坛“前七子”和领袖之一。在“七子”中，何景明与李梦阳最有成就，故“天下语诗文，必并称何、李”，又与李梦阳、边贡、徐祯卿合称“四杰”，又与李梦阳、王世贞合称“海内三才”（《明史·何景明传》）。何景明在《述归赋》中披露自己的文学思想是“于古人之文，务得其宏伟之观，超旷之趣”；“不坠古人之余烈”。这在打击明代前期盛行的台阁体诗文及八股文上，有一定积极作用。正德年间，他这种主张产生了很大影响，一时“四方学士感愿知先生，车马填门巷”（《何大复先生年谱》）。《四库全书总目·大复集》亦称：“正、嘉之间，景明与李梦阳俱倡为复古之学，天下翕然从之，文体一变。”
▲何景明作品
何景明传世著作有《大复集》38卷，《雍大记》30卷，《何景明诗集》26卷及《何子杂言》《学约》等10多种。在明代诗歌集的《明诗别裁》中就选了何氏的48首，为全集之冠。明嘉庆十一年(1532年)进士，后任河南巡抚蔡汝楠曾在汝南天中山下禹王台处为李白、杜甫、高适、何景明、李梦阳等五位诗人，立五贤祠并亲撰碑文，以资纪念。几百年来，何景明的《大复集》翻刻版本就有20多种。其著作多收入清代《四库全书》，而《四库全书》又被翻译成许多外国文字，因而，何景明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。 何景明是一位充满正义感的文学家、诗人，他的诗文创作的重要内容就是对人民生活的关注、对民生疾苦的悲悯，对黑暗现实政治的揭露。比如《玄明宫行》等诗中讽刺皇室的奢欲和刘谨的用权；比如《平夷所老人》写一位孤独老兵的悲苦遭遇：“平夷老人发两肩，哀哀泪落古城烟。岁收斗粟输田赋，日向诸邻乞米钱。风雨饥寒趋路侧，子孙流落避兵年。青春有伴难还土，白首无家尚戍边……”全诗颇有杜甫“三吏”“三别”关注现实的沉痛之气。比如《岁晏行》写繁重赋税压榨下人民的苦难遭遇：“一年征求不少蠲，贫家卖男富卖田。”“往时人家有储粟，今岁人家饭不足。”《苦寒行》写贫富对比：“贫士披毛褐，寡妇无完裯。宁知贵公子，丝竹宴朱楼。”《北风行》写寒风中贫苦的老翁：“邻翁岁暮缺衣褐，茅屋歇斜用绳缚。尘生釜甑暗不扫，寒入肌肤利如割。”这些诗歌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现实，寄托了诗人对下层苦难人民的深切同情，诗中涌动着一股源自作者肺腑的深情。同时，何景明也是一个善于思考问题、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的文人。在创作中，他发现有些人，并不明白复古即是改革的真正意义，拼命地学习唐诗，亦步亦趋，这样的写作终将诗歌创作带到死胡同，没有创新、没有朝气。他一回到信阳，就深入民间，接触民间文学、民歌民谣，发现“真诗在民间。”认为真正的文学就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，就是有韵味的诗歌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接地气的诗歌。反对模仿，要求独创。并批评了李梦阳的诗歌创作。李梦阳这人心胸比较狭窄，一气之下，与何景明反目，不与何景明来往。以致何景明去世，他都没有去悼念。 事实证明何景明是正确的。他向民间学习，创作的一些诗歌都充满了清新的活力，具有“秀朗俊逸”的显著特征。如《津鱼打市歌》《罗女曲》等，全诗都散发出青春、自由的气息，深受大家的喜爱。 此外，何景明对于祖籍之地感情很深。创作了不少与祖籍之地有关的诗，如《回乡曲》《游赤壁》《赤壁图》等等，在诗句之间，反映了他对祖籍之地的眷恋之情。据老一辈罗田文化人讲，罗田人民也没忘记这位祖籍在罗田的一代文豪，曾在他的祖籍地覆船山建文昌阁以纪念之。
▲何景明之墓
何景明虽然在万般遗憾中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，但他一生清廉，为人耿直，刚正不阿，去虚务实，不论在政绩方面，抑或是文学创作中，都为自己的生命调色板添加了一笔永不褪色的耀眼光彩，这是何景明的骄傲，也是值得罗田人民的自豪。因为他的祖籍在罗田，祖坟在罗田，根在罗田！